吴鼎昌民国报界的巨子投资大公报捞取政治资本遗恨香港

吴鼎昌，字达诠，笔名前溪。1884年 (光绪十年)生于四川绥定(今成都)，原籍浙江吴兴县人。吴鼎昌的一生从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从金融界到政界，充满了波折。吴历任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银行总裁，袁世凯国民政府参议，《大公报》社长，蒋介石政府实业部长，国民党贵州省主席。文官长和总统府秘书长等要职。吴鼎昌在金融界起家，靠 《大公报》赚得进入国民党政府的资本，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幕僚，同时他又是政学系的财阀之一。1949年1月，吴鼎昌被蒋介石抛弃后到香港做了寓公，次年即病逝于香港。

痴心仕官 金融起家

吴鼎昌出生于世代当“师爷”的官僚家庭，从小受封建传统的熏染，一心求取功名，来光宗耀祖。他的父亲吴赞廷在绥定府作官10余年，辞官后在成都购置田地房产定居。1896年，吴鼎昌入成都尊经书院，并曾考取华阳县秀才，1903年，他获得官费留学日本，先后在日本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学习。吴在日本时就显示了矢志仕官的志向，回国后，官至大清银行江西分行总办。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纷纷响应，与席卷全国的群众自发斗争汇合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巨大洪流。在这个革命洪流中，反动的清王朝土崩瓦解了，在经济领域内，新成立的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也开始清理清政府的银行等财政部门，吴鼎昌见势不妙，惶惶然从江西逃到上海。由于吴鼎昌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参加过同盟会，和临时政府颇有些渊源。

同年5月，他又相机而动加入共和党。于是乎，吴鼎昌又见缝插针，挤入新成立的大清银行清理处，具体参与了接收上海大清银行的事务，并参与中国银行的筹备工作，不久被任命为改组成立的中国银行总理。就在他任期内，中国银行发行了第一批钞票。吴鼎昌从大清银行山西分行总办，摇身一变成为临时政府的中国银行总理，足见其左右逢源的处世态度。

武昌起义以后，穷途末路的清政府被迫重新启用袁世凯，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于是清政府的军权落入袁世凯手中。

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历史进入了袁世凯北洋军阀的统治时期。吴鼎昌与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熟识。1913年袁派熊希龄组织“人才内阁”，梁启超任财政总长，梁士诒举荐吴鼎昌当财政次长，并说吴是个“理财专家”，袁世凯迷信面相，吴谒见后，袁对人说：“此人脑后见腮，说话带啼声，不宜重用。”为了敷衍梁的情面，只派吴当天津造币厂厂长，并不予重用。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吴鼎昌又转而追随黎元洪，1926年6月被任命为中国银行总裁。

吴鼎昌在金融界出人头地之后，再次把目光热切地投向了政界。办报纸就是吴为跻身政界捞取政治贤本而动用的上上之策。

投资大公报 捞取政治资本

办报纸是吴鼎昌的宿愿。他的留日同学胡政之经营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这两个企业的经费都很困难，吴鼎昌每月津贴《国闻周报》400元，以资维持。吴还经常以“前溪”的笔名在周报上发表经济问题的文章，借以博得经济专家的名声。这时，张季鸾辞去陇海路会办职务，一心想当穷记者，而闲居天津。这3个当年在日本留学的老同学恰巧在日本的租界相聚，不免又有一番激昂文字之举。此时，由于安福系的失败，作为安福系机关报的《大公报》举步维艰，萎靡不振，当3位朋友看到紧闭双门的天津大公报馆时，很快就萌发了接办《大公报》的想法。反正张季鸾无事可做，而胡政之办的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又黯然失色。吴鼎昌手头富足，没有官做而又耐不住寂寞，当然愿意弄起一张报纸来风光风光，不仅名利双收而且又可作为再次登上政治舞台的政治资本，何乐而不为呢?3人一谈就敲定了，于是就由吴鼎昌拿出5万元，用1万元从五景珩手上盘购了旧大公报馆，以胡政之的班底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的干部以及原大公报的部分职员加上张季鸾的一支生花妙笔，组成了新记公司大公报。1926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又继续刊行了。

当新记《大公报》去掉昔日病忧之态，旧貌换新颜之时，正好是北伐军顺利进军湖北与吴佩孚军大战于汀泗桥之际。在第二天出版的报纸上，头版头条便是吴鼎昌以“前溪”笔名写的《战卜》。这是一篇分析时局的文章，文章说：“战亦如是，不战亦如是;战胜亦如是，战败亦如是”，着重说明《大公报》的不偏不倚的对待时局的态度，体现了办报初期提出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大公”宗旨。但是善于观察气象的吴鼎昌还是采取了相当积极的态度，他深知《大公报》这个政治武器所能发挥的效能，他灵活自然地掌握着《大公报》，充分利用《大公报》来达到他向往已久的政治目的，很快，他就“机敏”地发现当时革命阵营里完全以利害关系分裂成许多派，有隙可乘。

于是，吴鼎昌连续写了《注意国内及国际之变化》、《注意两大潜势力之爆发》等多篇评论，在读者中散布北伐军中“有赤俄为之扶助，有青年为之宣传，有国际势力与之竞争”等刺激性语言，目的就是为了挑拨“反赤化”与“赤化”之间的国际关系，引起全国思想的混乱，反映出他作为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分子的局限性。

过了不久，吴完全看清了蒋介石确有叛变革命的明显迹象，就立即于5月15日刊行的《大公报》发表署名为“前溪”的社论，题为《全国实业界应要求蒋介石宣明态度》，代表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求蒋介石早日表明态度，是“赤化”还是“反赤化”。文章的态度很明显，他希望蒋介石站在城市买办资产阶级和乡绅土豪一边。

吴鼎昌和他代表的那部分人的希望终于成真，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将刺刀霍霍刺向革命人民，成为不折不扣的完全忠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新军阀，同时建成了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吴鼎昌作为官僚资产阶级政客自然欣喜异常，他预感到他梦寐以求的，跻身政坛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吴鼎昌大为赞赏蒋介石，大力夸奖上海大资产阶级的拥蒋反共，而对武汉地区高涨的工农运动则大加攻击。

1928年到1930年的新军混战中，吴通过胡政之和张季鸾与蒋介石达成某种默契，利用《大公报》这块阵地，以小骂大帮忙的方式在《大公报》上竭力颂扬蒋介石，但是《大公报》对在北平的阎锡山也存疑忌，多次阐明其“不卖”的主旨，直到1930年9月，阎、冯败走，《大公报》才把阎痛骂一顿，吴鼎昌还积极拥护蒋介石对苏区进行的反革命“围剿”。

1930年到1934年期间，他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了《东南四省的匪祸》《共祸果足畏耶》 《剿共与灾民》 《匪区之追击与清理》以及《消灭残匪还须努力》等反共反革命文章，大肆宣扬其反革命谬论。同年吴鼎昌又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了《如何救中国》，大肆鼓吹建立所谓“好政府”，拥护“好领袖”，以救中国，不遗余力支持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吴鼎昌把持的《大公报》则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大公报》逐渐成为蒋家王朝政权的重要传声筒，深得蒋介石的青睐。

1936年12月12日，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张学良，杨虎诚二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囚禁蒋介石逼其共同抗日，上海版和天津版的《大公报》于18日发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以激烈的措辞严厉指责张、杨，指责他们不应发动西安事变，南京政府则火速把这封公开信翻印了40万份，用飞机运到西安空投散发，起到几个军都发挥不了的作用。

当蒋被放安然回到南京之时，《大公报》又发表《国民良知的胜利》，不遗余力地大肆吹捧蒋介石。在得到蒋的肯定后，《大公报》则发表了许多攻击进步势力的文章。发表的《根治赤祸案》短评，表明了“反分裂反赤化”的公开与人民为敌、为蒋介石摇旗呐喊的立场，充分证明《大公报》已经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喉舌。抗战爆发后，《大公报》在吴鼎昌的操纵下勉强打起“共赴国难”的旗帜，拥蒋抗战，但实际上在言论方面仍留有“求和”的余地。

在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8年中，《大公报》也的确对国民党内部一些腐化堕落的阴暗面有较多的披露和批驳，但那只不过是蜻蜓点水而已。“皖南事变”发生后，《大公报》和新创刊的桂林《大公报》纷纷发表评论，竟把国民党进攻新四军说成是“政府处分新四军的问题”，是“整肃军纪”。《大公报》其后又就“晋南事件”发表评议。他们不明真象，只凭国民党宣传机构混淆视听的谎言而妄断，诬蔑八路军“坐视日军猖獗而不抗”，还说什么“坐视国军苦战而不援”，影响十分恶劣。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当夜就给张、王(芸生)写了一封长信，用事实严厉地驳斥了敌人的造谣中伤，并含蓄地批评了《大公报》，重庆版被迫发表了周的长信，但同时又配发评论《读周恩来先生的信》，拒不接受周的公正批评。《大公报》桂林版还在1941年7月23日以《恳劝十八集团军》为题发表社论变相地攻击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同时桂林版还极力吹捧蒋“有领袖之伟大人格”，鼓吹宋美龄“创造了我国人民外交的一大成就”。

吴鼎昌操纵的《大公报》确实是给蒋介石帮了大忙，也难怪蒋介石对吴张等另眼相看。吴鼎昌为社长的《大公报》尽管对蒋介石政府有过一定程度的揭露，但是他以“小骂大帮忙”的方式，在关键时刻为蒋介石出了大力，成了蒋介石的传声简。吴鼎昌正是靠《大公报》的资本，在权力体系内扶摇直上。

宦海浮沉 遗恨香港

1932年7月，蒋介石为了作一些抗日点缀，在南京政府下组建了个“国防设计委员会”，网罗各方面著名人士参加。在金融界方面，钱昌照向蒋介石推荐了吴鼎昌、张嘉璈和徐新元3人。此前，张季鸾在蒋介石面前就夸奖了吴鼎昌。同年夏，蒋和吴在庐山见面，连续谈了一个星期，对吴大加赏识。从此吴便跨进蒋介石政权的门槛。

1945年吴鼎昌调任重庆国民政府文官长，成了蒋介石的幕僚。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同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蒋介石政府仍坚持内战、独裁方针。此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抗战中得到了极大的壮大，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已经成为决定中国前途的举足轻重的力量。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内战，吴鼎昌向蒋介石献策，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家大计。他预料毛泽东不会到重庆来，这样国民党便可借此宣传共产党不愿谈和平;如果来了，蒋介石也可利用国共谈判时间抢先受降，调兵遣将，准备内战。蒋采纳了吴的计策，便令吴起草了一个“寒电”，于同年8月14日拍往延安，吴于15日晨把电稿交给《大公报》，要在当天的《大公晚报》上发表这个独家的新闻，稿子发排后，被新闻检查所扣住了，检查所请示蒋介石的侍从官，陈布雷说：“绝无此事，是《大公报》造谣。”原来像这样的重要文电都由陈布雷经手，而这次却由吴鼎昌献计并经手发出，结果这条特大新闻《大公晚报》没有抢先，而是由中央通讯社统一发稿，16日同时见各报。结果，毛泽东以凛凛之风范飞抵重庆参加和谈，由于国民党方面没有和谈诚意，没做充分准备，一切方案都由中共主动提出，搞得非常被动。尽管国共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但终于在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

1945年9月，吴鼎昌一度兼任中央设计局秘书长。1948年5月 “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吴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这时吴鼎昌已看出国民政府气数已尽，想摆脱不干，但又不敢。他曾对人慨叹自己“不能下船了!”当年年底吴在《大公报》上登出启事，声明辞去大公报新记公司董事长，即脱离与《大公报》的一切联系。在一次汇报中，吴听蒋介石所作关于机关预作疏散准备的讲话后便行文各院部传达此意图，不料蒋介石竟借此责备他此举打乱了步骤，影响了民心。

至此，吴鼎昌察觉蒋急欲抛弃他，便赶忙提出辞呈，立刻离开南京去香港做了寓公。《大公报》香港版于1948年底转变立场，吴对此表示赞同态度。据李纯青在《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一文中说：“据李侠文告诉我，费彝民和他曾在浅水湾邂逅吴鼎昌，吴赞许当时香港《大公报》的做法说：‘你们可以这样做。’ 吴的好友周作民、周治春已返回大陆，据说吴也有意北归，但第二年，即1950年8月23日，就病逝了。”